南方沪港深核心优势混合A(007109) - 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

在南方全球精选配置的二季报中考虑到篇幅的原因，在报告的最后我们简单谈了谈对后续市场的看法，会有一些思考结论与当前市场的展望有一定的分歧，我们的观点可能比国内市场同行以及卖方分析师来的更加谨慎，但这仅仅只代表我们团队的观点。我们认为全球不同市场的定价效率存在“时滞”。同时，由于不同的资产类别背后的交易者知识结构不同，同样定价效率存在“时间差”。在写这份报告的时候，美债市场以及汇率市场的变化是引起我们思考的主要切入口。因此，我们在基金中期报告中把季报中留下的“尾巴”做一个完善和总结。今年上半年是内外部流动性共振的半年，国内在各项实体经济政策托底和对资本市场的呵护下，市场整体流动性较为旺盛，微盘股指数领涨其他宽基指数。同时海外市场，我们关注到美国财政部在美联储的储备账户（TGA账户）从9000亿美金左右的水平下降到了3700亿美金的水平。过去两年在流动性宽松的环境下，我们看到流动性基本“停留”在美国市场，主要原因无外乎两点（1）美国的经济在高通胀的环境下依然具备韧性，相比其他非美经济体基本都处于泥潭之中；（2）美国市场独有的AI叙事逻辑，科技进步往往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因此可以抵抗住较高的通胀所带来的较高利率水平。所以，我们研究团队经常开玩笑纳斯达克100指数现在都成了“抗通胀”指数（市场交易降息逻辑，道琼斯表现较好；市场交易通胀有韧性，纳斯达克100表现更好）。但是，今年上半年当TGA账户的水位下行之后，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并没有像过往一样“淤积”在美国市场。花无百日红，过去两年，“美股例外论”确实把市场整体估值推升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在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对等关税等政策扰动下，美国宏观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有所加重。全球市场回到了A股投资者最喜欢，且最为熟悉的的叙述逻辑之一——“高切低，底部看边际变化”。尽管全球资本市场并不相通，但人性在任何一个市场都有共通之处。因此，估值在底部的市场中，一季度预期变化最大的是中国市场，春节期间Deepseek，人形机器人提振了市场投资者对中国科技产业的信心，财政政策的适度加码也使得投资者对中国经济走出过往两年下行趋势更有信心。一季度以港股为代表的中国市场领涨全球。同样，一季度表现较好的还有打开财政约束，展现经济提振预期的欧洲市场。放眼二季度市场，全球市场中表现较好的市场是韩国市场，欧洲市场中的德国市场以及美国市场，分别受益于韩国政府的换届带来提振经济的希望，德国市场是欧洲市场中在财政政策上较为积极的经济体以及对等关税之后，美国对于关税政策的暂缓实施。都使得这三个市场成为二季度基本面预期变化最大的地方，因此这些市场也获得了相对应的回报。立足在今年下半年，我们有所担心在大美丽方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OBBB）落地之后，尽管美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有走弱的迹象，同时关税尽管是一次性冲击，但多少还是对实体经济有所影响。但由于有财政以及货币双重保护，美国宏观经济大概率呈现出软着陆的迹象。因此，美股可能存在“空中加油”的迹象，但是市场的结构可能和过去两三年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一支独秀的状况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对利率更敏感的实体经济（道琼斯指数），中小微企业（罗素2000），房地产公司以及生物医药公司（标普生物科技指数XBI）可能表现会更为突出。而其他非美地区，随着市场定价已经充分或者部分计入对经济提振的预期，如果基本面无法兑现的话，反而存在一定的回调压力。这是我们对当前国内市场上的主流叙事逻辑表示谨慎的原因之一。同时，更加需要关注的是当财政部打开债务上限需要重新向市场进行融资，海外市场的流动性呈现出边际走弱的迹象，尽管贝森特和上一届财长耶伦相比，更加愿意在政策执行前和市场进行充分沟通，以及在TGA账户还剩下一定水位的时候逐步开启向市场融资，但压力依然存在。在我们写这篇定期报告的时候，三季度的美债净发行潮如期而至，1万多亿的新增美债，市场的流动性在七月底开始出现抽血，尤其是港股市场作为一个对海外流动性更加敏感的市场，压力已经有所体现。这也是我们与市场上一致看空美元，看多黄金的预期相比，我们反而认为美元指数阶段性触底，并且对黄金表示谨慎的原因。对于黄金我们愿意再多分享一些我们的思考，过去三年黄金价格的走势似乎和真实利率呈现出“脱敏”的现象，市场投资者用央行购金这一行为去进行解释。这一行为背后的底层原因，我们分析了黄金走势的时候，认为美国财政部的赤字率水平是黄金价格的重要变量之一，其实也容易理解哈，财政扩张带来的美国债务和美元信用的走弱。但是，大美丽法案中短期的财务扩张仍然处于可控状态，那黄金进一步上行的动力在何处？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并不能从基本面来解释，是笔者认为过去三年美债一直处于震荡的走势，除了4%+的票息之外，没有资本利得产生，如果出现趋势性降息又会发生什么呢？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没有答案，也只能边走边观察。

在思考2024年基金年报选题时，还是希望把自己在红利策略上面林林总总的思考以一篇带有学术性质的全文（Full paper）呈现给基金持有人，也算是自己对该策略深度思考后的一次总结。尽管基金经理在2024年3季度在本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南方产业智选的季报中也写过一些关于红利策略的选股方法论，但那更像是一篇通讯小短文（Communication）。我们愿意把这些思考分享出来是因为（1）我们希望能够把日常零散的研究变成结构化的思考（即非结构化数据变为结构化算法）；（2）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共同探讨，指正当前我们认知之外的缺陷；（3）我们希望选择红利策略的机构投资人能够更加深入了解这个知易行难的传统策略，以便获得更加稳健的收益。一、红利底层资产介绍红利资产的本质是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企业在步入成熟期之后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注销以及派发红股等方式积极回报股东的一类资产。因此，符合红利属性的公司，往往具备健康强劲的资产负债表（或者正在改善优化的资产负债表），持续不断创造自由现金流的能力以及资本性开支以维持性资本开支为主的经营特征。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资本性开支可以分为扩张性资本开支以及维持性资本开支。在实际投资中，市场往往对企业扩张，第二增长曲线等话题饶有兴趣，因为扩张意味着进一步的增长。但是，我们却对企业的扩张性资本开支会显得格外谨慎，需要关心（1）这些扩张性资本开支的CROCI（Cash returns on cash invested）水平是如何变化的，是否会导致行业产能过剩；（2）企业做扩张性资本开支的目的是什么，能否算得清“经济账”还是只是想提升估值在二级市场进行主题炒作。根据企业创造现金流的效率以及稳定性可以把红利资产分成三种类型：（1）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实现轻资本扩张，增长不需要依靠较高的经营杠杆（营运资本的变动 = 应收款项类变动-应付款项类变动），同时也不需要依赖较高的资本性支出，因此这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有意愿保持较高的分红比例，典型的案例比如部分消费品公司；（2）to B/G（企业/政府）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经营杠杆实现扩张。同时，客户的属性决定了尽管企业在收缴现金流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账期，但是由于下游客户具备计划属性，现金流的稳定性水平较高，因此这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常也保持较高的分红比例，典型的公司如一些电力设备类公司；（3）依靠重资本扩张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建设初期通常需要有较大的资本性开支，产能投产爬坡后逐步开始产生较为丰厚的现金流，用来满足股东的分红回报，典型的公司如水电、核电等公用事业。这三类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满足红利资产属性的前提条件是这些公司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或者进入成熟期之后都需要能够稳定产生自由现金流，才能持续满足股东分红回报的要求。二、红利策略方法论概述红利策略是海外成熟市场相对而言比较传统的，适合中低风险偏好投资者，特别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比较重要的smart beta型股票策略。即使在以成长性和创新性为主导的美股市场，截止到2024年底，标普500红利指数、标普500贵族红利指数在过去30年/20年/10年/5年的年复合收益表现分别是7.26%、11.62%/5.78%、10.17%/7.64%、9.69%/6.90%、8.35%，也获得较为稳健的收益水平。标普500贵族红利指数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都跑赢了标普500红利指数也从实证角度说明了，在红利资产的基础上叠加公司增长以及质量等约束条件，可以有效的改善单一红利因子的收益风险特征。我们认为红利策略长期有效的底层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1）红利策略的底层还是属于价值型策略，价值型策略侧重于公司能否持续产生自由现金流，同时关注估值的安全边际，因此中长期获得绝对收益的可能性较高；（2）红利策略通常具有一定的逆人性的特征，与市场中投资者普遍追求高质量，高成长公司的主流审美不一致，策略的拥挤度较低，具备较长期的有效性；（3）全球的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张，同时资产回报率水平不断下行，使得无风险利率水平呈现趋势性下行态势，也给红利策略带来了额外的奖励——“折现率效应”推动资产的估值水平不断提升。红利策略方法论：红利策略整体上可以分成三种子策略类型：红利质量策略，红利反转策略以及红利低波策略，其中前两者是红利策略中的进攻型策略，而红利低波属于红利策略中的防守型策略。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由于驱动三种子策略的底层逻辑不一样，因此细分策略的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红利质量策略中，由于有质量因子（质量：这里主要采用公司的资本回报以及增速的稳定性进行衡量）存在，在宏观经济处于温和通胀，经济增长稳步上行的环境中将获得更好的表现。这些标的主要集中在消费，医药，工业等行业中，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呈现出一定的顺周期属性。对于红利反转策略而言，由于动量反转因子通常由宏观环境逆转，行业周期反转，或者公司的基本面反转（业绩改善或者ROE触底回升）所驱动，找到这些标的过程更像是不断“翻石头”。我们把全球银行作为例子来说明，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了一个低利率，低通胀的环境，这样的宏观环境对传统银行靠息差来获取收益的生意模式非常难受。美国银行中的佼佼者们要么依靠财富管理业务，要么依靠投资银行业务去维持ROE，甚至逆势提升ROE水平。但是，部分欧洲的传统银行不仅仅受制于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同时在经营上不断变卖在08年之前收购的资产，止住出血点，希望修复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这个过程非常缓慢。直到22年，疫情之后全球通胀水平高企，美联储的加息抬升了全球的无风险利率，这些欧洲传统银行资产负债表修复到了非常强劲的水平，并且通过分红以及回购的方式积极回报股东。这是典型的长周期的宏观环境反转提供了欧洲银行基本面反转的案例。最后，我们再来谈谈防守型的红利策略。驱动红利低波策略的底层逻辑是“折现率效应”，即无风险利率的不断下行推动折现率不断降低从而抬升整体公司的估值水平。与成长股通过降低折现率抬升估值逻辑不完全相同的是对于红利低波策略需要有一个额外的宏观假设条件—建立在通缩的宏观背景下。因为在通缩的宏观环境下，由于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现金流创造能力以及成长性的能见度逐步降低，使得分子端自由现金流折现总和以及分母端折现率水平同时处于收缩的状态，分子端收缩的更快使得公司的整体估值不断下行。因此在通缩的环境中，往往成长股表现得会不尽如人意，资产估值会大幅收缩。但是，满足红利低波策略的公司通常具备非常稳定的商业模型，例如资源类垄断型商业模式，稳定的商业模型能使投资者对公司分子端自由现金流折现总和更加具备信心，在宏观处于通缩的背景下，由于分母端的折现率效应收缩的更快，反而抬升了整体资产的估值水平。衡量公司商业模型的稳定性除了传统意义上分析公司在产业链中的定价权以及市场竞争格局之外，通常还有一点是基本面投资者比较容易遗漏的，这些公司具备了较低的总资产周转率，即很难形成景气度，例如银行，公用事业，这些资产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呈现出一定的逆周期的特性，或者被市场称为负贝塔资产。值得庆幸的是，正是由于这些公司的慢周转属性，在经营上不太可能呈现出高景气度，不会受到市场中聪明的投机者过度追捧，使得公司定价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尽管低波因子在基本面量化上面被认为是统计因子，但基金经理研究学习了不少国内优秀的价值投资者的组合持仓都呈现出一定的低波属性，甚至AQR在《Buffett’s Alpha》这篇论文中通过量化因子对巴菲特的投资组合进行量化归因后，得出的结论是股神主要依靠低估值，低波动，质量因子来获得市场收益。从实证层面上显示出组合低波特性似乎与公司内在的基本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度，似乎低估值和总资产周转率较低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持有股票呈现出低波动的特征。红利组合方法论：当前随着国内无风险利率水平下行至1.6-1.7%左右水平，对于以险资、银行理财子为代表的中低风险的机构投资者普遍陷入资产慌的局面，找到收益与风险定价错配的资产是当前市场投资者普遍面临的难题，而红利策略以其长期的稳定性，过去两年越来越受到主流追求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青睐。目前，市场中的投资者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管理红利策略组合：第一、选择红利类ETF，包含中证红利，红利低波，红利质量等类型，优点是简单方便，指数编制规则明确，投资人清晰知晓底层资产；缺点是单一风格的红利策略尽管长期表现优异，但是无法应对市场短期风格变化的复杂性。第二、选择红利类主动量化策略（smart beta型）策略进行红利资产的布局，优点是简单方便，量化策略规则清晰明确，投资人清楚知晓选股逻辑；缺点是对于红利类策略的研究深度不足，选股策略往往基于简单的股息率因子排序进行市值加权，容易陷入价值陷阱。同时，如果对组合中每只个股都有股息率约束的话，容易形成组合的“合成谬误“，组合通常呈现出成长性不足的窘境。第三、红利50/50策略，即50%的资产来自红利指数中的成分股，50%的资产来自于全市场选股，优点是给了主动管理人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全市场选股，同时保留了组合一定的红利属性，但是同时缺点也一目了然，组合中由于50%权重来自非红利资产，因此组合呈现的红利属性并不明显。第四、管控组合整体派息比率以及股息率。这也是实践中我们认为较为适合客户红利策略组合的管理方法。（1）红利策略组合派息比率不低于50%的要求；（2）组合整体的股息率加权之后不低于4%；这样既可以让投资组合符合红利的属性，又可以给予主动管理人一定的自由度兼顾组合的质量和成长性。（3）在A股和港股的选择上给予基金经理更多的自由决策权，因为当前港股公司的股息率水平即使考虑港股通红利税的一些损失也远高于A股上市公司水平。红利选股方法论（摘录至南方产业智选2024年3季报）：当前，市场中投资者或者分析师把红利策略简单理解为高股息率策略（High Dividend Yield Strategy），通过数量化手段把各行业的股息率从高到低排序，然后据此来进行高股息策略的推荐。我们认为上述对红利策略粗浅的理解极其容易陷入“价值陷阱”，不少公司并不具备较高的分红基因，而是由于公司基本面以及治理质量较差，股价持续下跌被动推升了股息率水平。因此，根据股息率的高低简单来选择标的而不是从红利策略的底层原理以及公司创造红利的稳定性来选择公司，较大概率会陷入投资中的价值陷阱。我们也简单谈一谈不同选股要素在红利策略中的排序。红利策略中最看重的指标是公司的分红比例（payout ratio）（即公司每年拿出利润的多少比例来进行分红），为什么在红利策略中这一个指标反而是最重要的呢？因为分红比例（payout ratio）决定了公司的合理估值中枢，即市盈率P/E = （D/E）/ (D/P)。当我们在市盈率的公式上面引入D（每股股息）之后，分子D/E即为公司每年的分红比例；分母D/P即为公司每年的股息率，也可以理解为投资者投资该公司所要求获得的合理股息回报水平。对于一个公司合理的股息率水平通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确认：一种是基于无风险利率的基础上加上约200bp的股权风险溢价；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市场上公认的红利股例如某电信运营商，某水电企业的股息率相比较获得。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对于A股市场来说，4个点的股息率是红利股所应该具备的合理股息率水平；而在港股市场中，考虑到港股通红利税的因素，6%以上水平是港股红利股应该具备的合理的股息率水平。不同的派息比率最终决定于公司合理的估值水平。举个例子，公司A派息比例是50%，公司B派息比率是80%，假设市场投资者要求从公司身上获得的股息率水平为5%。那么对于A公司来说，合理的定价中枢为50%/5%=10x，而对于B公司来说，合理的定价中枢为80%/5% = 16x；所以对于红利选股方法论来说，第一考量的因素是这些公司应该如何定价，红利公司往往处于公司经营的成熟期，公司增速相对较慢，因此在过高的估值水平上去选择红利股，往往会比较煎熬。红利策略中第二重要因素是公司股利增长（DPS growth）的持续性，与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DCF model）类似，投资者也是希望公司每年获得的股息能够稳健增长。因为股息的稳健增长的仅仅给投资者带来当期的现金收益，也会由于自身的增长带来一定的资本利得。举个例子，公司A当前股价是10元，假设今年能够获得0.5元的股息，同时假设投资者投资该公司所期待获得的股息收益率水平约为5%。公司每年每股股息能以10%左右的水平稳健增长，那么5年之后投资者获得的公司分配的每股股息为0.81元，此时公司的股价较5年前保持不变，那么公司当前的股息收益率水平为8.1%。但是，由于投资该公司的投资者所期待的股息收益率水平5%就够了，因此此时公司的股价上涨至16.2元对应的股息率水平约为5%。因此。股息的稳健增长将给投资者带来额外的资本利得，这也是我们即使投资高分红的公司，也依然希望公司能够实现稳健的增长的重要原因。在红利策略中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才是当前被市场奉为圭臬的股息率水平，股息率水平更像是结果指标，并不能作为选股的决定性因素。倘若只是把股息率作为选股的因素，无论是成熟市场中的美股市场亦或是香港市场历史上收益率水平并不突出，投资策略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红利因子显著跑赢基准指数，最重要的原因即是陷入了个别公司的价值陷阱。笔者早年的时候读过一篇研究报告，作者研究了过去五十年高股息策略在标普500指数中的表现，倘若只是根据股息率的高低简单来选择标的，组合的年化收益率约为7-8%左右的水平，与标普500复合收益率水平接近，并没有显著跑赢基准指数。倘若基于DPS增长的角度来选择高分红标的，年化收益率高达12%左右的水平，略微跑赢了标普500指数。在对标研究海外高股息标的与国内的高股息标的会发现存在较大的差别。对于海外的高股息标的来说通常拥有“垄断”经营属性，例如美国上市的标的美国的公用事业公司，港股上市的公司电力电网，铁路以及天然气输送管道公司等等。这些标的由于大部分属于各个国家以及地区的基础设施，因此需求极其稳定，并且会根据居民通胀水平以及燃料成本水平来进行收入的调整，同时创造非常稳健的现金流，并且始终根据资产收益率的高低来进行资本循环（退出收益率较低的资产，重新买入较高收益率的资产）来维持整体ROE水平的稳定。而国内的高股息标的主要集中在上游资源品或者在胜负已分的一些成熟行业中，这些资产产生较高股息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前期的资本性支出不足，短期供给无法释放，同时行业在价格层面上存在一定的“计划”属性，因此国内的高股息标的在成长性以及稳定性和海外的高股息标的相比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三、红利策略当下的观点和市场卖方策略分析师一致看好红利策略不同，我们尽管看好红利策略的中长期表现，但是2025年我们对红利策略持中性偏保守的态度。正是由于红利策略的阶段性调整，将使得今年可能是红利策略布局相对较好的时间点，基金经理一直认为能够给客户挣钱的方式往往是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主动管理基金是一门长久期的生意，需要逐步积累净值曲线，管理好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尽可能使得组合的收益来源多元化，逐步积累客户的信任。当下我们对红利策略相对谨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红利质量型的投资策略需要依靠宏观经济从收缩的环境中修复，在基金经理看来投资不应该基于宏观强假设条件；第二、红利低波型策略虽然对宏观经济的下行有一定的对冲作用，但是考虑到国债收益率已经下行到目前的水平，下降幅度有限。因此，寄希望依靠分母端折现率效应进一步下行来推升资产估值水平，我们认为难度并不低。第三、尽管宏观基本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是二级市场流动性比较充沛，市场具备了主题投资的沃土，由于不少短期交易性的机会获利颇丰，会使得市场中聪明的投机者卖出滞涨或者下跌的红利策略标的，去追捧主题投资，获取挣快钱的机会，当然这也是资本市场人性使然。因此，红利策略相较前两年的配置难度在增加（即出现市场讨论的所谓红利缩圈的现象），需要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通过投资组合在不同的红利子策略上做好平衡，以缓冲押注红利单一细分策略带来的组合回撤。在基金经理心中，主动管理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逆风的环境中组合是否能具备韧性。在红利策略的三个子策略中，红利反转策略由于更多受到公司自身行业以及公司基本面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市场表现相较整体红利策略会显得更加独立，这也是今年红利策略中或许能够获得alpha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四、红利行业的划分以及误区按照行业属性进行划分，我们把红利资产分为以下五类：金融红利，消费红利，医药红利，周期红利以及公用事业红利。我们对其中两个红利行业中存在的误区做一些简单的说明：金融红利行业特点：银行是A股中信一级行业总资产周转率最低的行业，低负债成本的银行商业模式非常稳定，天然具备了“负beta”的属性。同时，由于银行是货币发行的载体，也几乎可以认为是永续增长的行业。市场对于银行存在三个认知误区：（1）银行的净息差已经没有办法覆盖经营成本；（2）银行关于不良资产的透明度不清晰；（3）银行不存在自由现金流。我们的观点是银行是资产周转率最低的商业模型，意味着边际上一年的经营成果对于银行整张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是轻微的，这也是为什么08年之后欧洲这些商业银行想逆转资产负债表，即使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从“坏”变“好”是非常困难的，反之亦然。同样，我们认为投资者对于银行不良资产的认定往往存在偏见，忽略了银行生意的本质是久期错配的资金池业务，决定这门生意能否长期经营的核心要素不是这个池子里有没有“老鼠屎”，而是有没有足够便宜的负债可以持续不断地进入到池子里。而对于银行不存在自由现金流的这一判断，我们认为投资人更加不用执拗于教科书上关于企业自由现金流的定义，银行就是经营现金流，长期稳定的生意，每年可以拿出来回报股东的现金流难道不属于自由现金流么？周期红利类行业特点：本质还是周期股，商品量价的变化使得二级市场中不少公司的估值波动范围较大，只有具备成本优势的龙头企业才能够产生足够的自由现金流。过去几年，市场中不少投资者会把周期红利当成是低波红利类的资产，我们认为这只是这类资产在供给侧受到约束，同时需求端较为疲软，商品价格窄幅波动所呈现出的阶段性产物。对于周期股投资而言，还是得回归本源，建立在商品价格弱假设的基础上，自由现金流收益率处于相对有吸引力的时候，同时供给端处于受限制的环境下，才具备较好的投资机会。读到这里，感谢您的耐心，想必我们一样热衷于研究，希望可以把一些日常零散的思考总结成结构化的思维框架，分享给愿意学习的投资人。写到这里，一个想法浮现在基金经理脑中，在人工智能（AI）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从研究员到基金经理的培养过程其实本质是从非结构化的数据中训练培养出结构化的框架（即所谓投资策略）。同样，如果我们能把非结构化的数据通过预训练，让人工智能（AI）具备推理能力，是否可以大大缩短研究员到基金经理的培养路径，提升资产管理行业的认知效率，也许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尝试。 当然上述关于红利的投资框架一定不够完善，存在一些当前我们认知之外的缺陷，也请各位读者拨冗指正。最后，坦率地说，上述对于红利策略的探讨在基金经理眼中依然是停留在“术”的层面，而所谓投资中的“道”还是我们在定期报告中反复探讨的以低估值买入高质量的现金流资产。当然对于二级市场这一受市场流动性影响较大的生态系统，基金经理需要在组合层面上分散化收益来源，来构建有韧性的组合，谦卑地应对相对复杂的系统。

展望后市，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以下因素：1)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节奏预期的改变。美国居民超额储蓄率和固息融资这两个2023年美国经济“韧性”最主要的支撑在2024年将迎来挑战。一旦美国经济数据转弱，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预期的提升以及降息周期的开始都将有利于全球风险资产的定价，对新兴经济体相对更加友好。因此，中期内我们更加看好新兴市场和成长风格的投资机会。2)再通胀的风险。虽然美国通胀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上半年能源、有色金属等上游资本品的价格上涨将会对全球通胀形成新的威胁。3)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出现较好的修复增长势头。中国经济确实遭遇了比较大的挑战，2024年仍将是稳经济看复苏的一年，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将是恢复市场信心和活力的重要支撑。对于港股市场，我们认为以港股市场估值和公司盈利的增长来看，已经具备了非常高的投资价值。一旦美国进入到降息的货币政策周期，港股大概率会有较好的估值修复机会。在行业和个股上，受益于政策面调整的新经济领域以及受益于稳经济政策的传统经济领域都有较好的投资机会。其次，随着重质轻量的转变，上市公司将逐步减少低效率的资本开支，转向分红和回购，有利于整体市场的估值提升，未来要关注现金流、派息率和股息率逐步提升带来的投资机会。第三，我们坚定看好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之路，看好新出海模式：摆脱过去的初级制造业、代工模式，有更多的高端中国制造、中国创造、新的商业模式进入海外市场，赚取超额利润。

展望2024年，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以下因素：1）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节奏。我们认为随着美国通胀压力的缓解，美联储本轮加息已经结束。美国居民超额储蓄率和固息融资这两个2023年美国经济“韧性”最主要的支撑在2024年也将迎来挑战，虽然美联储表态不排除在适当时候进行预防式降息，但阶段性基本面下行有较高的概率。同时今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其货币政策目标大概率会保持市场的相对稳定。未来对于降息预期的提升以及降息周期的开始都将有利于全球风险资产的定价，对新兴经济体相对更加友好。因此，中期内我们更加看好新兴市场和成长风格的投资机会。2）通胀。回顾本轮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受到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的供给端是最主要的源头。这两个因素在2023年都已经逐步消退，2024年通胀再次大幅上行的概率并不大。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全球通胀的中枢已经出现了上行，未来再次回到低通胀低利率的时代的概率已经非常小。3）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出现较好的修复增长势头。中国经济确实遭遇了比较大的挑战，2024年仍将是稳经济看复苏的一年，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将是恢复市场信心和活力的重要支撑。港股市场是2023年全球主要市场中表现最差之一，外资流出、流动性下降、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悲观情绪都已经有了充分的股价上的反应。我们认为以港股市场估值和公司盈利的增长来看，已经具备了非常高的投资价值。一旦美国进入到降息的货币政策周期，港股大概率会有较好的估值修复机会。在行业和个股上，受益于政策面调整的新经济领域以及受益于稳经济政策的传统经济领域都有较好的投资机会。

展望下半年，我们认为依然需要关注以下主要影响因素：1）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节奏。我们认为随着美国通胀压力的缓解以及对于经济下行的担忧，美联储本轮加息已经进入到尾声。未来对于降息预期的提升以及降息周期的开始都将有利于全球风险资产的定价，对新兴经济体相对更加友好。因此，2023年下半年我们更加看好新兴市场和成长风格的投资机会。2）通胀。本轮通胀并非经济活动过热造成，受到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的供给端是通胀最主要的源头。这两个因素今年的影响都将逐步消退，同时叠加基数效应，通胀压力在今年中期已经得到大幅缓解。当前需要警惕的是下半年随着基数效应的消退，美国通胀数字有较大概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上行，对于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一定的限制，从而导致美国高利率会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3）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在下半年出现较好的修复增长势头。我们认为稳经济的大方向不会发生变化，刺激政策的传导过程和效果也会有所改善，复苏虽然比市场预期的慢，但大概率不会缺席。虽然在2022年底港股多数板块和个股的估值都得到了一定的修复，但我们仍然认为当前港股市场是全球主要市场中具备估值优势和成长潜力的双重优势市场。海外资金对于港股从低配的转向也会为整个市场带来增量的资金支持。在行业和个股上，受益于政策面调整的新经济领域以及受益于稳经济政策的传统经济领域都有较好的投资机会。